毕业时本打算去新疆，可命运之神却把我安排到了吉林省委党校青干班，说是搞完社教才能分配。我参加了两期社教，历时两年半。社教都是到最贫困的地方去，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，不吃农民的鱼肉蛋，否则违纪。一个人承包一个小队，既要抓革命又要促生产，很难，压力很大，常感孤独和体力不支。每期结束还要写总结和新得体会，还要修养生息和恢复体力（也就是增膘复壮哈）。
    文革开始不久，我们被迫撤点，回到党校参加运动，也只是走走形式而已。此时，有关我们的中央秘密文件也浮出水面，内容很意外。当时我们的共同想法是尽快安排去处。可是，各地人事工作已停顿，哪都去不了。听说为了备战正在组建二汽，经联系，设在一汽的二汽筹建组欢迎我们。于是我们就绝尘而去。去了几十人，其中农大十几人。当然也有到其它地方去的，大家总算都找到了归宿。
    然而，二汽是备战产物，座落在鄂西北少人区，（哈哈！跟现在谣传的迁都位置基本一致）白手起家，住活动房和老乡房，缺电少水，全是山沟，晚上提着马灯干活，但却集中了全国的精华。起初，安排我做人事工作（只要不搞专案就谢天谢地了），人员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。先生产后生活，厂房简易，住干打垒。人来了住在哪？光住老乡房子就从十堰一直排到襄阳栆阳三百里开外，工厂布局也远超六十里，山散隐羊拉屎嘛！这样说不会有人不信吧（真有点像忽悠）！很快，包括家属在内的总人数迅速扩充到了三十万。给拖家带口的人找房子很难，最初的工作环境可想而知。不过，比搞社教强多了，起码不缺营养吧！。就这样，我彻底滑出了朝思暮想的专业工作的轨道，去做那些谁都会做的工作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彭占明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14/6/29